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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 聂辉 / 文
登录内部网，辽宁庄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将一枚变形指纹重新校对、修正，放入比对框，通过全国数据库筛查比对。
1995年8月3日、9月2日、11月1日，庄河市连续发生3起强奸凶杀案。民警通过现场提取的物证分析，三起案件与半年前另一起强奸杀人案，系同一人所为，但是，能认定和追踪犯罪嫌疑人的线索，只有一枚变形的指纹。
二十多年间，庄河刑侦支队根据这枚指纹，一直在进行地毯式的摸查走访，比对的指纹数量达几万人次，但案件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陷入僵局。
2018年7月，公安部组织指纹命案积案集中比对专项行动，给了庄河这桩积案“意外”突破。
10月8日，刑侦支队通过比对得到重要线索：当年犯罪嫌疑人指纹与可疑人员杨贵喜一致。
两天之后，杨贵喜在营口被捕，随后其供认自己即为当年四起强奸杀人案真凶。
一枚陈年、变形的指纹，联网全国数据库筛查比对，令一起沉冤23年的恶性血案得以破解。看上去，科技手段在刑侦领域堪称神迹。
然而事情仅仅如此吗？
每次出现场，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刑事技术室痕迹检验师梁淼淼都要带着他的“百宝”勘查箱，里面装有各种提取现场物证的工具和“高精尖”装备，除了常规的熏显系统、粉末显示剂、放大镜、尺子、镊子、玻璃刀、物证袋等，还有现场照明用的勘查灯，寻找肉眼看不到的痕迹的多波段光源箱和扫描地面足迹的宽幅足迹灯等。
每一项新的刑事技术的运用，都是为破案提供威力无比的武器，不仅大大缩短破案的周期，而且能为侦破疑难杂案提供确凿的证据。1892年，阿根廷警方首次根据指纹“人各不同，终生不变”理论破案，从此奠定指纹在刑事案件中“证据之王”的地位。
1900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病理学家卡尔·兰德斯坦纳首次发现人类血型并非唯一，为刑事案件中的个性识别提供了又一种依据。
1986年，DNA指纹技术（基于每个人的DNA都是独特的）第一次应用在刑事案件中，帮助英国警方找到了奸杀两名少女的凶手。从此，精斑、唾液斑（包括烟头）等证物，也被纳入案发现场物证提取范围。
但现实是，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刑侦人员工具非常匮乏，尺子、手电筒和放大镜就是勘查现场时最常见的“老三样”，甚至连基本的采集指纹和足迹的能力都受限严重。
“由于装备、手段落后，该提取的未提取，该提取的提取不了，已提取的保管不好、比对不了、鉴定不出，致使很多有条件侦破的案件失去了破案的先机。”《辽宁警察学院学报》2019年7月第4期《大数据背景下命案积案侦查机制创新研究》一文中指出，命案积案的形成与科技支撑不到位不无关系，“落后的通讯手段、互联网技术，以及技、网侦手段，无法有力支撑破案”。
但换个角度看，当侦查工具和技术得到更新换代，即可给刑事侦查迅捷带来更多的可能。
比如随着国内无人机市场趋向成熟，无人机已经开始被尝试应用于警务系统。根据实战需求，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自2016年开始组织人员对微型无人机操作方法进行培训和试用，并开展相关研究，已成功将无人机航拍技术应用于真实案事件现场的勘查当中。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实习研究员鲁玺龙等人研究认为，刑事案件现场勘查不但能够利用无人机测绘技术获得地形、地貌和建筑物的尺寸具体信息，实现人工测量难以完成的场景中空间距离、体积、面积的数据测量，有助于建立现场的三维立体模型，快速、高精度、全方位自动记录案事件现场的三维场景，改善和提高现场调查、取证、制图技术，建立全方位的案事件信息化记录，提高现场勘查工作效率与处理能力。
而甘肃白银案的侦破，进一步证明了刑侦技术更新的威力。
2016年8月27日，公安部刑侦局通报，犯罪嫌疑人高承勇落网——此时，距其犯下首案已有28年。
自1988年5月至2002年2月，高承勇实施强奸杀人作案11起、杀死11人。据媒体报道，这一系列案件中，侦查人员搜集到足印、指纹、精液等各种身体特征线索，甚至有模拟画像，但始终囿于种种原因无法确定真凶。
是对DNA更加细化的信息比对，一锤定音。
2017年3月1日，甘肃天水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刑科所，工作中的技术人员（视觉中国 图）
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院长陈刚介绍,研究发现，DNA-Y染色体是一种父系遗传的基因,在家族男性成员中稳定地代代相传,从DNA-Y染色体可以圈定一个家族族谱范围。
而《南方医科大学》一篇论文中进一步阐述，目前刑事案件或治安案件发生时,在法医物证检验中常染色体STR和Y染色体STR通常是分开两次检验的。警方之所以锁定高承勇，就是因为其家族另一成员涉及其他案件时，进行DNA比对，发现其Y染色体与白银案凶手留在现场的Y染色体高度相似。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副主任法医师刘冰在一篇论文中介绍，截止到2016年，DNA证据在破案和串并案件中的有效利用率接近50%，而在刑事案中，特别是强奸、杀人案中，比中率高达71.1%和62.1%。
若干年前，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办案所需的“数据库”很难建立，各地公安机关采集到的相关信息难以共享查询，视频侦查、人像比对、指纹、DNA 技术无法有效施展。
而现在，在警方破案过程中，DNA数据库是刑事科学技术领域个体识别率最高、应用效果最显著的核心系统。据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相关工作人员的公开论文披露，2003年，中国公安机关开始建立DNA数据库，至2017年底，已经储存各类数据6000万余条。警方在办案过程中，对案发现场的DNA对比已经成为常态，每年比中案件数量近20万起。
据刘冰透露，公安部对DNA数据库的建设，不仅样本量在不断增加，其多样性也在提升，比如“全国公安机关男性家族排查系统”建设已经被公安部列为工作重点。
除了生物证据数据库，足迹证据也在大数据化。2011年，中国开始建立自动化程度较高的鞋样本数据库检索系统。据《刑事技术》刊登的《全国公安机关鞋样本数据库应用系统的应用与优化》，截止到2018年，这个系统已收集55万种份鞋样本数据，完成全国1万多起案件的查询，鞋印查中率达56%。
在案发现场提取到的鞋印，无论是完整的还是残缺的，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只要能够反映出几个花纹块，就可以通过鞋样本数据库快速检索鞋样，检索反馈速度达到秒级。
而利用现场鞋印推算鞋码是分析犯罪嫌疑人身高等信息的重要手段，当现场鞋印模糊或反映不完整，甚至仅反映出部分花纹块时，可以通过鞋样本数据库查找同种鞋底花纹的鞋样本，参照鞋样本计算现场鞋印的鞋码，从而分析出犯罪嫌疑人的身高等个体特征。
不过，“各地都在建指纹数据库和DNA数据库，但建设进度和程度不同，有些地区的信息录入较慢，并且没有实现全国联网，并不能一下子准确查到。”上海市松江区90后刑警周骥达介绍，目前国内DNA数据库的建设并不完善，并且地区性差异明显，所以实际应用中，刑侦人员会联合其他地区数据库交叉查询，或者不断地尝试检查数据库中是否有更新的比对信息。
开封市刑警李海民（化名）则认为，传统的刑事侦查，主要侧重在收集分析现场的物料，分析犯罪嫌疑人身份，同时为追捕嫌犯提供方向。但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大，确认身份已经并非侦破的最大难点，更大的难度在于确定嫌疑人所在的位置。
“大海捞针”式地寻找涉案人员，在大数据时代倒也不再是“不可能”，特别是视频监控技术发展之后。
2017年2月16日，沈阳公安局刑事侦查局民警利用“疑难现场足迹扫描系统”进行足迹采集（东方ic图）
采访对象介绍，案发后，侦查人员可以利用现场勘查来的指纹、DNA等等物证，通过数据库比对，案件串并，确定嫌疑人，然后通过公安摄像头的联网，调取沿途视频，研判嫌疑人逃跑路线；进行侦控、确定嫌疑人轨迹，追捕犯罪嫌疑人。
更重要的是，当年抓捕周克华的时候，曾经调集大批警力24小时看监控视频，而现在，视频辨认任务可以交给AI。
据科技自媒体脑极体报道，随着中国城市智能监控系统的不断完善和AI处理复杂数据的能力提升，AI开始更多参与到案件侦破中。
衢州警方公布的案例显示，警方利用阿里云的ET城市大脑技术，成功破获了一起长达6年的“电鱼案”。
钱某夫妇从2012年开始长期非法电鱼倒卖，6年非法获利60万元。而这个案件的难点在于，按照法律规定，非法电鱼必须达到500公斤才能立案——实际侦破过程中，犯罪嫌疑人通常不会一次携带这么多鱼，导致很难立案。
利用遍布城市的智能摄像头，AI通过识别和锁定钱某夫妇的特征，准确捕捉他们的行动路线，从电鱼到运输再到销赃，整个犯案过程完整记录。
“目前民法总则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对人身隐私有一定的保护，例如在决定对谁采取监控时，公安有严格的批准程序，只能针对有前科，或曾在犯罪现场留下痕迹的嫌疑人。”针对安防效率和隐私之间的平衡，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朱景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及，“公安在办案过程中，有时因为各种考虑而需要秘密进行监控，这与个人隐私之间的界线，具体应该怎么划，法律还需更明确，大家还在探索，还没有结论。”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AI、大数据平台为破案提供了便利，但至少在当下，并不等于技术人员的完全“解放”。
以“指纹数据库滚动比对”为例，一般人想象中的画面可能如影视剧中一样：指纹图片在电脑中不断拼接组合，旋转叠加，最终找到两张完全重合的图片。
然而据上观新闻报道，上海市公安局刑技中心生物物证室中，场景却大相径庭：多名工作人员紧盯屏幕，用鼠标逐一点击图片特征点加以对比，一天最多时要分辨300枚指纹。
报道称，现场留下的指纹往往残缺、模糊，且因施力点不同形状也不一样，电脑系统只能根据基本特征进行配对，提供50—100个备选，大量的细节比对仍需靠肉眼完成。
电脑系统最大价值在于节省了大量人工时间。
从警42年的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痕检专家、高级工程师韩崇德回忆，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尚未诞生的当年，他们将指纹做成一张张一只手大的小卡片，再把卡片整合起来做成册子，保存在“指纹库”中。比对指纹时，要从数以万计的卡片中，一张张翻来覆去地看，“一边看小卡片，一边和边上的那些册子比对”。指纹的差别就在纤毫之间，靠的是人的“眼力”，但有时，盯着看久了，看多了，“整个脑子就会发昏，可能会漏过关键的部分”。
通过人像识别侦查抓捕犯罪嫌疑人，在刑侦领域也并不算新鲜事，国内外破获的大案中也一直都没有缺少人像识别的身影。
在侦破甘肃白银案中，公安部首批八大特邀刑侦专家、我国首席模拟画像专家张欣画出的三张模拟画像，就成为了案件侦破最直接的线索之一。
中国访美学者章莹颖失踪案中，山东省公安厅刑侦局物证鉴定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林宇辉，也根据模糊的监控视频画出了凶手克里斯滕森画像，为美国警方提供协助。
周骥达称张欣“师公”，多次接受过张欣亲自指导。他虽然习惯使用计算机解决大部分的工作，但对于传统的刑侦手段仍然心怀敬意。“在乡村和偏远地区，很多地方没有条件安装监控摄像头，就需要模拟画像技术。画像与高科技结合，破案效率更高。”
张欣的儿子也是警察，却从来没有提过要跟他学模拟画像，还总说他老土。据上观新闻报道，但让张欣骄傲的是，“老土”仍有派上用场的时候，“2015年上海发生一起案子，儿子跟我说他们单位请我去画像。我说，不是有监控吗？他说：‘老爸，不行，停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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