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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科技行业的大公司来说，这的确是糟糕的一年。亚马逊为其新总部举办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竞标比赛，这让人们燃起了希望，认为该公司将为一个陷入困境的城市带来生机，但最后选择了两个最不需要亚马逊伸出援助之手的城市。来自Facebook、谷歌和Twitter的高管们接连被传唤到国会，为其公司的不当行为做出说明。优步的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将一名行人撞击致死。然后是埃隆·马斯克引起的各种轩然大波。
但科技行业不仅仅只有各大巨头。
去年，《纽约时报》将“好技术”奖颁发给了一些公司、非营利组织，以及那些用科技以切实可行的方式帮助他人的人。目标是让人们关注一些不那么引人注目的项目，这些项目可能不会登上头版头条或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但实际上是在努力实现科技行业宣称的改善世界的目标。
今年，《纽约时报》延续了这一传统，评选了2018年“好技术”的获得者：
Zipline及Swoop Aero利用无人机运送医疗药物
多年来，消费者无人机一直被宣传为这样一种新技术：很快就会出现在美国城市上空，用于递送包裹，监视民众。幸运的是，这些目前都还没实现，但在其他地方，无人机公司正在做着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其中一项是Zipline作出的努力。Zipline是一家初创公司，使用无人机向偏远地区的医疗设施运送血液和药品，而这些地方传统交通工具很难到达的。该公司开始在卢旺达运营，称已经在那里交付了8000多件货物，今年还扩展到了加纳。
另一家是澳大利亚无人机运输公司Swoop Aero，该公司今年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合作，向偏远的南太平洋国家瓦努阿图(Vanuatu)运送疫苗。这个国家的一名护士告诉《纽约时报》，无人机送货“将改变我的生活”。
Upsolve帮助普通民众申请个人破产
对许多低收入美国人来说，为了摆脱高昂的医疗账单或掠夺性的贷款机构，宣布个人破产可能是一种痛苦但必要的方式。但聘请破产律师通常成本高昂，而且在错综复杂的文书工作中也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
Upsolve是一个由哈佛大学毕业生和一名律师创建的非营利组织，它开发了一个被称为“破产涡轮税收”(TurboTax of bankruptcy)的工具。该软件从用户那里收集财务信息，帮助用户自动填写表格，并把它们交给律师，律师会在用户提交破产申请之前审查这些信息。据该公司首席执行官Rohan Pavuluri称，到2018年，它帮助47个州的用户还清了总计逾1300万美元的债务。
Joy Buolamwini、Timnit Gebru及Anima Anandkumar呼吁改变AI领域的偏见
人工智能将是未来几年计算机科学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它也是最缺乏多样性的领域之一。只有12%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是女性，该领域的黑人和拉美裔高管人数少得可怜。三名领先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正试图改变这一现状。
Buolamwini女士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的研究员，是算法正义联盟(Algorithmic Justice League)的创始人，该组织试图对抗它所称的带有偏见算法的“编码式凝视”(coding gaze)。今年，她和Gebru女士——谷歌的研究员，也是一个名为“Black in ai”组织的联合创始人——发布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三种领先的面部识别算法在对深色面孔的分类上明显比浅色面孔差，在对女性面孔的分类上也比男性面孔差。这项研究为领先的科技公司敲响了警钟，并被广泛引用为该领域需要更多多样性的证据。
此外，英伟达的机器学习研究主管、加州理工学院教授Anandkumar女士发现，人工智能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年度活动——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NIPS)——的名称被用作性别歧视笑话的笑料。因此，她发起了一场名为“抗议运动”的活动，要求改名，并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征集了2000多个签名。最终，大会的董事会软化了态度，会议现在被缩写为“NeurIPS”。“这是一种包容的小姿态，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让女性在未来几年感到更受欢迎。”
Promise、Uptrust及Clear My Record帮助解决与犯罪有关的问题
结束大规模监禁一直被视为一项政治挑战。但这三家公司正试图证明，技术在这方面能够发挥作用。
Promise是一款帮助人们保释的应用程序。针对无法支付现金保释金的审前被告人，它为每个用户创建定制的关怀计划，向他们发送法院日期和其他重要预约的提醒，并允许法院监控他们的进展。该公司参与了YCombinator的创业项目，最近从Jay-Z的Roc Nation 基金和First Round Capital等投资者那里筹集了300万美元。
另一家初创公司Uptrust也提供了类似的基于文本信息的系统，可以向低收入客户发送个性化的预约提醒，还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与去法院相关的便捷服务，比如接送服务或儿童看护服务。这项服务已经在几个州投入使用，包括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县(Baltimore County)和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县(Palm Beach County)。
以“Teach for America”为榜样的非营利组织“Code for America”创建了Clear My Record，这是一个帮助有过犯罪前科的人减少或消除犯罪的工具，让他们更容易找到住房和工作。今年，该团队与旧金山地区检察官George Gascon建立了合作关系，致力于一项新的计划：该计划根据该州的合法化法律自动解除与大麻相关的定罪。该组织的目标是在2019年底之前移除25万人的定罪。
感谢大型科技公司的员工，让他们的雇主担起责任
2018年，大型科技公司最令人振奋的趋势是员工主导的维权活动激增。迄今为止，监管机构、股东和用户的抗议未能阻止该行业最严重的过度行为，导致这些公司自己的员工——他们在公司拥有一定的地位，难以更换，因此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从内部鼓动变革。
在谷歌，一群员工公开发表对“蜻蜓计划”(Project Dragonfly)的担忧。“蜻蜓计划”是谷歌为中国打造经过审查的搜索引擎的一个秘密项目。谷歌的激进行动导致了数百名谷歌员工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该公司停止该项目的工作。
《纽约时报》报道了谷歌前高管安迪·鲁宾(Andy Rubin)被控性行为不当，在离职前，他获得了谷歌给予的9000万美元遣散费。这最终招致了两万名员工的罢工行动。
亚马逊和微软的员工也曾在公司内部呼吁变革，涉及气候变化、监控、人工智能道德以及与联邦移民机构合作的决定等问题。
这些员工并没有在一夜之间解决了科技领域的所有问题，但他们已经为其他员工维权人士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让高管们承担起了一定程度的责任——而这一点在2019年将是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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